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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而普通官员和宗室一般都不会封爵位，像侯爵、伯爵、子爵、男爵之类，在宋徽宗之前几乎是绝迹的情况。

    现在忽然给赵骏的儿子封爵位，那当然惹得大家反对。

    虽说赵骏也当了五六年宰相之首，似乎积累了不少威望，但朝中不满他的大有人在，时常弹劾他的御史和谏官也不在少数，只是赵祯和赵骏都当耳边风而已。

    如今只是又一波浪潮罢了。

    他们都习惯了。

    直接无视。

    便在这股反对浪潮下，几乎翻不起什么风浪，赵昙成为了自开国将领以来，唯一被封的县侯。

    而时间也慢慢地来到了庆历二年的年底。

    从二月新政开始，到下半年秋税上来，让人意外的是，虽然农业税比之前还低，只有五百多万贯，可商业税却增加了许多，达到了3300多万贯，其中约1900万贯是商税和征榷，另外1600万贯是外贸。

    要知道根据史料记载，南宋年间的外贸收入大概只占财政的百分之六，以南宋每年大概一亿到一点六亿贯的总收入来算，基本维持在六百万贯到一千万贯之间。

    其中又以广州和泉州为主，加起来收入二百余万贯。

    其余明州、杭州、温州、江阴、秀州等二十余个港口加起来收入也不过几百万贯，跟如今的北宋比起来，可谓是天差地远。

    但二者其实完全不同。

    一来南宋只算了港口贸易收入，没有算与金国、大理、西夏等国之间的陆上贸易收入。

    二来南宋时期日本还没有发现银矿，也难以和大宋展开巨额贸易。

    而如今大宋可不止做中亚的外贸生意，还同时与辽国、西夏、大理，五条贸易路线同时展开，又派使者前往中亚，多沟通中亚的阿拉伯商人，鼓励双方海贸。

    所以从去年开始，海运贸易增长额就大幅度增长。

    光广州和泉州收入就达到了三百余万贯，与日本之间年贸易额更是暴增至四千万两白银，是原来的八倍，也为朝廷带来了大概四百多万两白银的收入。

    这样再算上其它市舶司港口，庆历二年一年海运贸易基本上有了接近千万贯的收入，达到了历史上南宋时期最高水平。

    而且南宋没有加深与中亚的沟通，也没有发现日本白银矿，一千万贯收入就是极限。

    现在可不是极限，随着贸易量增大，每年进出口上亿贯，光抽税就能达到一两千万贯都是很有可能的事情，因此可以说现在的海洋贸易蒸蒸日上，未来可期。

    而除了海贸以外，路上丝绸之路、茶马古道以及辽宋、夏宋贸易同样暴增，去年光辽国就从大宋进口了八十万斤硫磺。

    由于大宋在济州岛和对马岛设立贸易中转站，又鼓励商人多前往日本贸易，大宋的书籍、工艺品、瓷器、茶叶在日本都快抢疯了。

    日本的硫磺、铜、铁也快被大宋商人抢疯了。

    然后大宋商人干脆也不回宋国，在济州岛报备和补充了水与食物，直接驶向山东的密州市舶司，又在密州市舶司报备和补充了物资之后，拉到了乾符县。

    乾符县也就是后世河北黄骅市，大宋在这里设置了港口，主要是用于与东北女真以及辽国之间的大宗贸易。

    大宋商人把从日本带来的硫磺运到这里，再走陆路北上运到辽宋边境泥沽寨，大概是后世天津市一带，于双方边境互市地区，全都卖给了辽国。

    这中间商赚得是盆满钵满，几乎是直接从日本产出，打上宋国的标签，拉到辽国边境去贩卖。

    在这种情况下，大宋国内的农业和经济可以说是迅速好转，经济流通爆发式地增长，虽然审计局还没有给出增长数据，但光看税收就能明白商业增长有多快。

    如此一来，大宋今年的秋税就达到了3900万贯，比今年的夏税还要高200多万贯，总税收约为7600万贯。

    这个数字跟去年比起来还是差了许多，少了约2500万贯，跟前几年比起来，更是少了大概三千多万贯。

    因为从景祐四年开始，赵骏就一直在为朝廷搞创收。

    打击贪腐、没收贪官污吏的全部财产、售卖国有资产、改革茶山、盐场等等。

    特别是在后两者上，大量茶山、盐场私人化，让私商大量参股，杜绝以前国营榷场上下其手的贪腐行为，每年都给朝廷带去一千多万贯的收入。

    但在全国农业税降低了三分之二的情况下，这显然已经是大大超出了预期。

    赵骏最开始设想的五大贸易路线算是开始发力，今年总外贸收入约为2700万贯，海洋贸易接近南宋巅峰水平的1000万贯，陆地贸易达到了1700万贯，增长可谓是喜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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