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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乔治安娜提笔写道。

    ‘我让拉什富科夫人找人看着她，她却袭击了拉什富科夫人，爱丽丝气得想杀人。’

    她写到这里，用羽毛笔蘸了一下墨水，好像她干涸的心又有水了。

    ‘拉什富科夫人没有大碍，医生说她最好修养两天，后来我让马穆鲁克去搜寻那个女人的同伙，也一无所获，这真是太可怕了。’

    她写到这里又顿了顿，本来她想写关于监狱和伤寒的问题，不过她觉得他现在可能不想听这些。

    ‘我听说1784年贝尔纳丹·德·圣-皮埃尔将一位不代表任何具体人的‘正直公民’雕像放在了卢森堡宫的绿地，旁边是一位代表默默无闻的妻子与母亲的雕塑，更远处则是那些国家杰出的捍卫者、文学家、发明家，这个雕塑家摈弃了传统的伟人与群众之间的隔绝和不平等，他说真正的伟大不会将人与人隔绝，反而将人联系在一起，不该在天赋非凡的英雄和崇拜他的群众之间划出不可逾越的鸿沟，他梦想着一个平等的社会，这个社会里不需要人人都有完美的品德，只需要每个人的道德能约束他们做出出格的诉求就足够了。’

    她写到这里，发现羽毛笔没墨了，又蘸了点墨水。

    ‘他反对无视道德与贡献的完全平等，若新生的法兰西要向某位伟人致敬，那只会是人民本身，所以他塑造了‘正直公民’和‘默默无闻的妻子’两尊雕塑，我还没有问过你，你们是如何安葬那些在战争中阵亡的无名英雄的。’

    乔治安娜写到这里停住了。

   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，法国人将一个简陋的木制棺材安葬在凯旋门下，那是一个不知名字的法国士兵的遗体，这个地方后来被称为无名英雄纪念碑，与赫赫有名的、记录拿破仑战绩的凯旋门同样矗立在巴黎最繁华的香榭丽舍大道上。

    ‘利昂，我在威尼斯看到过很多雕塑，有佣兵团长的骑马像，或者建设教堂，在教堂外立面雕刻自己的故事，我认为，他们是希望自己被后人记得。你在上一封信中说，人们追名逐利未尝不是一件好事，我不认为你是错的，人不需要完美的品德，但一个平民出身的公民成为领袖，不是通过罪恶或其他难以容忍的暴力，而是依靠其公民同胞的支持，是许许多多个无名的‘正直公民’、‘妻子和母亲’。那个强盗团伙的首领，他曾经参加过法国军队，却受不了军纪当了逃兵，他们在森林里如野兽般袭击人。行星围绕太阳旋转都有自己的轨道，一个体系之中必然有一种规则，而那些不受约束的流星则会对系统造成伤害。因此，即便要追名逐利也要有约束。’

    她蘸了点墨水，另起一行。

    致敬我们不曾认识的美德之人，活着时不为人知，死后又被人遗忘，他们越是不寻求声名显赫，他们越是伟大。

    写完了之后她有点犹豫，这最后的话她该不该写，还有没有修改的地方。

    没想到这时她手里的信被抽走，夏洛特看起了她的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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