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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1523年的六月，伦敦有占星术师预言1534年2月泰晤士河会将伦敦淹没，当时有很多盲从者听信了这个谣言，有几万人离开了这个注定被毁灭的地方。”在帕特里夏的占卜课教室里，她一边用那奇怪的抑扬顿挫的腔调一边说“麻瓜喜欢盲从，尤其是预言，后来到了约定的时间，泰晤士河没有淹没伦敦，愤怒的人群打算杀了那个占星师，后来他灵机一动，说他少算了一百年，世界末日预言往往最能调动人们的注意力，从公元前684年的古罗马人的灭亡预言开始，到达现今这个年代，地球上已经出现的有关末日论预言高达160多次，这类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喜欢编故事，观察这些言论，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现象，那就是不同的职业对于末日论有着不同的职业看法，1530年的那个占卜师以为自己是埃及祭祀，泰晤士河是尼罗河，会随着天狼星升起而泛滥……”

    有不少女孩发出窃笑，男孩们则对“天狼星”这个词非常不屑，嘴瞥得都歪了。

    在中世纪猎巫时期，多明我教会也是用的世界末日说在瑞士山区进行传教的，那些宣称要消除愚昧的宣教士却到处散布恐慌，最终村民们被吓得六神无主，只能修士们说什么就干什么。

    恐吓会让一部分人抵抗，但更多的人则选择服从，比如妈妈会恐吓孩子，你不努力读书，以后怎么生存？

    社会的职业很多，不一定只有读书这一条路，一个贡多拉船夫的月收入还比一个工程师多呢。

    多读书不一定会多挣钱，Zodiac挣钱估计不多，否则他也不会那么偏激了，得到社会认同后，就算不结婚也没有什么问题，问题是不论是社会还是个人感情生活他都没有得到关注和承认，他就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来报复社会了。

    在黄道带岛上的事件，当时的“刽子手”穿的是黑衣服，带着的是黑头套，古代的刽子手其实穿的是红衣服居多。罗马的犯罪博物馆里就有一件官方认可的刽子手马西莫·蒂塔穿过的衣服，他据说在1796年到1865年处决了500多人。

    那红衣的颜色和红衣主教是一样的，只是红衣主教代表的是自己的血，刽子手的衣服的血是别人的，都是人的血液，即便那个被杀的人是“罪人”。

    恐吓比循循善诱要简单多了，传教士和牧师动不动就说末日审判，不做“义人”就要下地狱，信徒们信以为真，就干出了很多现代人看来很匪夷所思的行为。

    很多人有个错误的观念，觉得封建王权政府是老迈腐朽、效率低下的，民主制度是年轻廉洁、效率很高的。

    这恰好就是一种误解。

    在让雅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王权体制政府是极度具有活力的，它能积极得主导其他人的意志，所有的一切朝着一个方向努力。

    欧洲的国王远不如中国皇帝干得好，秦始皇修建长城，汉武帝攻打匈奴，隋炀帝修建大运河、远征高句丽，就连杨玉环想吃荔枝这种事也被唐玄宗以八百里加急的方式成功了。

    埃及的法老修建金字塔，巴比伦空中花园这些无一不是王权下的产物。

    如果王权的这个目标是为了公众利益，那他就是明君，唐玄宗前期开创的开元盛世就是例子，如果他的目标不是为了公众利益，比如滥用八百里加急运送荔枝，以及修华清池等举动，政权的不断运作给人民带来的反而是害处，劳命伤财。

    国王的意志就是圣旨，要想尽一切办法完成解决。

    民主制度是反过来的，执政党想干一件工程，在野党就拼命诋毁当他们干不下去，摩西计划讨论了二三十年才动工，威尼斯照样年年被水淹，反正政客们在罗马，淹水淹不到他们。

    如果说神学是讨论针尖上可以站多少个天使，他们则是为了针尖大的问题争吵不休，该干的事一样没干，反倒是为了钱的问题吵个没完。

    君权想到的是男性，民主就像是菜市场里讨价还价的女人，如果不是温斯顿丘吉尔和罗斯福，天知道英美什么时候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，等政客们吵完了，**已经占领欧洲了。

    君权需要绝对权威，教会则负责驯养羔羊一样的子民，让他们听从国王的话，国王给教会各种各样的特权，同时路易十四、十五这样的皇帝通过奢侈来建立自己的威信，其他国家做不到法国国王那么奢华，他们学习法国的生活方式，巴黎就成了文明的中心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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